核心提示:
在限购、限贷、限价、限卖的楼市四限之外,京沪等特大城市积分落户的“限流”行政手段,也让楼市更加扭曲,而在“限流”的户籍限制下,类似于合肥、郑州酱紫的二线城市反倒享受到“人往低处流”的楼市红利。
4月26日,经济学家李迅雷发布研究报告称,中国内地流动人口进一步减少,根据官方数据,2015年流动人口首次出现减少,流动人口数量从2014年的2.52亿降至2015年的2.47亿,减少了约500万人,2016年进一步减少200多万人,至2.45亿。
李迅雷将上海和安徽人口变化的情况进行比较:2000-2010年,安徽的常住人口为负增长,上海则增长了40%;2010年至今,上海人口仅增长了4.9%,
2001-2016年上海常住人口的增速变化
而安徽人口的增速也达到4%,尤其是2014年之后,安徽人口增速大大超过上海。这表明最近三年以来,人口流向已悄然改变,长期以来作为人口净流入地区的上海,出现了人口净流出现象。
2001-2016年安徽常住人口的增速变化
而安徽增加的人口流向了哪里?大部分流向了合肥等房价飙涨迅猛的城市!
另一个中部省的省会城市郑州,也在享受人往低处流的红利,公开信息披露,2012--2016年这五年来,郑州人口增加180余万,仅次于深圳。郑州人口的增速是多少?上海易居地产研究院的研究结果表明,达到了2%以上。
合肥和郑州,同属中部,同属于农业人口大省的单核城市,省内人口向省会集聚的态势明显,中长期利好楼市。
除安微省外,其他一些在2010年之前人口净流出的省份,也明显出现了人口净流入的现象。
上海在2014-2016明显出现人口流出;广东和浙江在经历了2011-2013年常住人口增速减少之后,2014年以来人口增速再度加快,这表明其经济依然充满活力;四川和安徽也出现人口净流出到常住人口增速上涨强劲的现象,经济发展提速。
观察直辖市和省会城市人口变化的情况,发现上海和北京的人口增速在2011年以后都出现了明显下降,这主要是源于国家对超大城市人口流入进行严格限制,不仅采取苛刻的入户政策,而且还通过整治民办的农民工学校和整治群租房等手段来限制低端人口流入。
又如最近设立的雄安新区,作为北京的副中心,实际就是要分流北京的人口和产业,这对于北京高企的房价显然有一定的打压作用,同时对北京减轻交通及人口等压力是有利的。
从客观上讲,由于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的大幅上升,中低端制造业撤离超大城市是其人口增速放缓或负增长的重要原因。
部分省会城市不同时期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速
二线城市崛起的原因及影响
胡润研究院首次发布的2017年全球房价指数显示,2016年涨幅的前十大城市都在中国,合肥、厦门和南京这三座二线城市的涨幅位居前三,无锡、杭州、
福州、郑州的涨幅也处于前十位。这表明中国二线城市房价崛起,房价暴涨与人口增速加快有关,有些则是住宅供地稀缺所致。
房价涨幅与人口增量关联度大的城市,必然有产业发展机会和投资热点与之相随,如杭州的网络经济高度发达,郑州作为中国的交通枢纽具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也就是说,这些二线城市将享受规模经济和大城市化带来的好处,并向周边辐射,从而形成新的增长极。
从2016年国内房价上涨前20位的城市来看,除去一线城市之外,二线及三线城市的对应GDP增速都明显超过6.7%的总体水平,如合肥为9.8%,厦门为7.9%,南京为8%,杭州为9.5%,武汉为7.8%,济南为7.8%,南昌为9%,郑州为8.4%,福州为8.5%,广州为8.2%,长沙为9.4%,无锡为7.5%。这说明一个城市的房价走势,与该城市的经济活力有一定相关性。又如,东北三省经济增速下行,使得人口不断流出,房价也随之下跌。
西方有句谚语,你之砒霜,我之蜜糖,在人往高处走的人口流向被人为逆转之时, 京、沪之砒霜,或成合、郑之蜜糖!